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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言

1 踏上自由之地：入籍美國
2 北歐式愛的理論：長襪皮皮的魔法
3 真實的家庭價值觀：堅毅的個體組成美好的團隊
4 如何讓孩子出類拔萃：教育卓然有成的祕訣
5 身心健康：全民健保解百憂
6 民有，民治，民享：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
7 機會之地：重振美國夢
8 異乎尋常的經營之道：二十一世紀的公司經營
9 幸福的追尋：重新界定成功

結語
致謝
參考書目

 

序言

　　柯林頓把身子往後一靠，從眼鏡邊框的上緣若有所思地凝視著前方。他一手握著麥克風，另一手張開掌心懸在半空中，爆滿的會議廳頓時陷入一片沉靜。

　　他開口時，對著台上坐在他旁邊的橙髮女士說：「現在美國有一大議題爭論不休。」那是二〇一〇年九月，金融危機爆發近兩年後。柯林頓停了一下，把手放了下來，懸擺在一旁，「關於二十一世紀卓越的國家需要具備那些特質，許多國家也面臨同樣的爭論。」柯林頓望向觀眾，「很多人的信心開始動搖。」

　　台上柯林頓的對面，坐著幾位美國最頂尖的影響人物，包括Google的董事長艾力克‧施密特（Eric Schmidt）、蓋茲基金會的共同主席梅琳達‧蓋茲（Melinda Gates）、當時擔任多國企業寶僑（P&G）執行長的麥睿博（Bob McDonald）。但柯林頓不是對著他們任一位說話，他完全是對著身旁那位橙髮女士說的。

　　柯林頓問她：「妳如何建議世界各地的人，不要只看過去、歸咎過去，而是思考我們現在、明天醒來究竟該做什麼？」

　　柯林頓的焦點日益專注，他把椅子轉離觀眾，直接面向那位女士。他一邊說，一隻手像空手道劈掌那樣揮舞著。

　　「我們怎麼判斷政府該做什麼？民間該做什麼？如何設計稅制？」他又把椅子轉向觀眾繼續說，「如何規畫我們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關係？如何界定我們對窮國的義務？如何經營事業？妳會怎麼建議現場的各位，回去該怎麼做？」

　　他放下麥克風，雙手交叉於胸前，從眼鏡上方凝視著那位橙髮女士。

　　「謝謝。」她看了柯林頓一眼，「這問題很簡單。」

　　觀眾都笑了，接著她開始盡力答覆柯林頓提出的棘手問題，以回應現場每個人似乎都抱持的恐懼和憂慮。

　　那是某週二上午在紐約市舉行的柯林頓全球倡議大會（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 Conference），地點在時代廣場的喜來登飯店。來自全球六大洲、九十國的上千位人士齊聚一堂，為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公民該如何追求更好的生活進行腦力激盪。許多與會者是各國的現任或前任元首、企業領導者，或非政府組織的領袖。

　　一個小時前，柯林頓上台歡迎大家蒞臨會場，並為大會揭開序幕。他看起來氣色不錯，體態比總統任內消瘦一些，看起來明顯老了一圈，但藍西裝搭配白襯衫和紅領帶的裝束顯得俐落有型。他以輕鬆自信的風采，介紹台上的座談成員，包括那位橙髮女士。他在提到他最感興趣的部分以前，先介紹了那位女士的職業（她也曾是總統），以及她參與過的其他活動。

　　柯林頓說：「而且她的國家在教育品質、經濟運作、財富分配、發展機會的全球排名中，一向名列前茅。」

　　那些讚譽在不久前可能和全球最知名、最強大的國家有關，那個國家也許是美國，也許是日本，也許是德國，但這位在自由世界的前領導人邀請下，與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科技巨擘、產業大佬、慈善大亨同台的女士是塔里婭‧哈洛寧（Tarja Halonen），她穿著簡單俐落的米色褲裝，來自遠比前述幾個強國更低調的國家，遠在北極圈旁邊的歐洲東北角：芬蘭。

　　這時芬蘭博得全球讚賞已經十年了，如今更是眾所矚目的焦點，這一切是從芬蘭學童的教育引起熱切關注開始的。從二〇〇〇年起，在國際競賽上，芬蘭青少年在閱讀、數學、科學方面的排名就一直名列前茅。各國代表紛紛前往芬蘭取經，造訪芬蘭的學校，訪問芬蘭的教育專家。不久，世界各地的人都開始熱切地談論芬蘭的教育奇蹟。

　　接著，就在柯林頓全球倡議大會召開的前一個月，《新聞週刊》（Newsweek）發佈全球調查的結果，該雜誌企圖回答一個既簡單又複雜的問題：「如果你今天出生，哪個國家最有可能提供你健全、安穩、蓬勃、向上提升的生活？」它以五個類別來衡量國家福祉（教育、醫療保健、生活品質、經濟競爭力、政治環境），並以那些衡量指標來比較一百個國家。調查結果令美國及其他原本預期名列前茅的強國大感意外。《新聞週刊》宣布，對二十一世紀初出生的人來說，全球最好的國家是芬蘭。美國甚至沒擠進前十名，排名第十一位。

　　往後多年，芬蘭持續獲得各界的讚譽。國際生活時尚雜誌《Monocle》把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列為全球最適合人居的城市。二〇一一年，世界經濟論壇的《全球競爭力報告》（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）把芬蘭列為全球競爭力第四的強國，隔年還晉升到第三位。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（OECD）指出，在工作與生活平衡的全球排名中，芬蘭高居第四位。歐盟的《產業創新指標》（Innovation Scoreboard）也把芬蘭列為歐盟的四大創新先驅之一。

　　聯合國甚至測量了看似無法衡量的指標：幸福。二〇一二年春季，《全球幸福報告》（World Happiness Report）公布時，芬蘭榮登全球第二幸福的國家。此外，高居第一和第三名的國家，也是位居北歐的芬蘭鄰國：丹麥和挪威。

　　歐元危機席捲南歐，使大家普遍對未來陷入悲觀之際，《金融時報》刊登了一篇芬蘭的專題報導，標題是〈富有、快樂的撙節專家〉。在此同時，還有一個全球排名是芬蘭敬陪末座的：《失敗國家指數》（Failed States Index）。和平基金會（Fund for Peace）的研究指出，芬蘭是全球脆弱度最低的國家。在國際聲譽方面，還有一些錦上添花的成就，例如全球超人氣的手機電玩《憤怒鳥》（Angry Birds）是芬蘭程式設計師的創意結晶。

　　不過，最令人訝異的事，或許發生在二〇一二年五月。英國政治人物在一場關於社會流動的會議上，講出上個世紀大家可能意想不到的話。在那場會議中，專家討論世界各地的人是否過著比上一代更好的生活。數十年來，最有機會讓人靠著奮發向上提升社會地位的國家一直是美國。但那天英國工黨的黨魁艾德‧米勒班（Ed Miliband）語出驚人地表示：「如果你想實現美國夢，那就去芬蘭吧。」

　　在這些競爭力與生活品質的排名中，經常名列前茅的國家不止芬蘭。誠如《全球幸福報告》所示，整個北歐地區似乎擁有某種得天獨厚的優勢。丹麥、挪威、瑞典、冰島等等芬蘭的鄰國通常也雄踞榜單的前列，大家常把那幾個國家統稱為「斯堪地那維亞」。不過，加入芬蘭和冰島以後，比較精確的說法應該是北歐地區。

　　數十年來，美國在社會流動及生活品質方面一直是全球的典範，但現在不止英國工黨的政治人物覺得美國不再是表率。英國保守黨的總理大衛‧卡麥隆（David Cameron）為英國尋找改善家庭、增加女性就業、促進兒童發展、創造更多全民福祉的方法時，他也不再參考美國的作法，而是往北歐國家尋找靈感和建議。不久之後，英國偏自由市場的《經濟學人》雜誌也刊登一篇特別報導，名為〈新超級典範〉，探索北歐國家究竟做對了什麼，才創造出如此卓然的經濟和社會。

　　北歐文化在美國國內也備受好評，瑞典出了超人氣的樂團Abba、史迪格．拉森（Stieg Larsson）的暢銷犯罪小說《龍紋身的女孩》、平價時尚連鎖店H＆M、革命性的家具零售商宜家（Ikea），還有環保汽車品牌Volvo。丹麥出了行銷全球的塑膠積木樂高（Lego），最近也推出《謀殺》（The Killing）之類的一流影集，哥本哈根的Noma贏得了全球最佳餐廳的美譽。二〇一二年八月，《浮華世界》雜誌（Vanity Fair）正式宣布一項日益明顯的趨勢：全球正掀起「斯堪地那維亞風潮」。

　　對我來說，這一切都讓我感到悲喜參半。二〇〇〇年，哈洛寧當上芬蘭總統時，我二十五歲，是個初出茅廬的芬蘭報社記者，剛獲得北歐發行量最大的《赫爾辛基新聞報》（Helsingin Sanomat）錄用。我是土生土長的芬蘭人，從小在那個北半球頂端的國家成長。那個向來不起眼的小國竟然在一夕間爆紅，成了全球矚目的焦點。

　　但是芬蘭成為全球寵兒之際，我卻反其道而行，開始前進美國。就在《新聞週刊》宣布我的祖國是全球最好的國家以前，我決定拋下芬蘭的一切，遠走美國，展開移民的新生活。

　　我從美國的新家隔著汪洋，遙望著北歐的故鄉，像球迷為家鄉的球隊叫好一樣，自豪地看著芬蘭在國際競賽及全球排名中的優異表現。在此同時，美國新生活所面臨的挑戰也令我分心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身邊的美國人大多不太注意芬蘭或北極圈附近的北歐國家，美國生活的種種挑戰已讓美國人疲於因應。也許柯林頓和《經濟學人》編輯之類的政策專家，有時間和精力去關注芬蘭的種種，但說實在的，一群無關緊要又寒冷的小國，每個人的樣貌、言行、思維都差不多，他們能提供活力充沛又多元的美國哪些有意義的參考呢？

　　長久以來，美國在全球一直是引領自由、獨立、個人主義、機會的燈塔。相較於熱愛自由、無拘無束的美國，北歐地區不僅看來無關緊要，根本就糟透了。不少美國人認為北歐國家是一群可悲的「社會主義保母國家」，以福利制度寵慣人民，那不僅無法創造幸福，還會讓人依賴成性，陷入冷漠與絕望。美國對「北歐超級典範」的批評，大多提到他們憂鬱、酗酒、自殺的比率很高。

　　在北歐，其實很多人也不解全球到底在大驚小怪什麼。尤其，我的芬蘭同胞根本是以自尊低落出名。《新聞週刊》宣布芬蘭是全球最好的國家時，芬蘭國民幾乎一致認為那個雜誌應該是犯了很尷尬的錯誤，大家也覺得「芬蘭是全球第二幸福的國家」簡直是荒謬。芬蘭的冬天漫長、冰冷又昏暗，很多芬蘭人一年到頭有好些日子都必須忍受這種天候，酗酒確實是一大問題。瑞典、丹麥、挪威通常比芬蘭和冰島更有自信，但是北歐國家無論如何都稱不上是完美國家，北歐人依然深受美國的啟發與鼓舞，尤其是美國的流行文化、進取精神，以及紐約、舊金山、洛杉磯等世界級的城市。

　　我在美國展開新生活時，美國經濟已從金融危機的谷底反彈，芬蘭的氣氛反而開始陰鬱了起來。全球經濟衰退和歐元危機開始對芬蘭產生嚴重的影響，減緩了眾人推崇的芬蘭經濟。芬蘭的學生表現依舊搶眼，但是在國際競賽中不再樣樣名列前茅。整體來說，如果你上街訪問芬蘭人，他們的國家是不是全球（更遑論美國）的「超級典範」，他們可能都會暴躁地否認，尤其天氣又冷又陰時，他們更有可能一口否定。

　　不過，我以北歐移民的身分住在美國愈久，有個感覺卻日益清晰。無論芬蘭是不是全球「最好」的國家，美國多數人以及北歐家鄉的多數同胞並未意識到，在二十一世紀初離開芬蘭或北歐國家到美國定居，彷彿是回到過去的特別之旅，而且特別辛苦。

　　身為移居美國的北歐移民，我也發現美國和世界各地的很多人似乎沒有發現，生活其實可以過得比當下更好。